欧洲芯片四面受敌

欧洲芯片四面受敌

2023年，德国人爆发半导体补贴大战。 一家补贴50亿欧元的工厂终于让台积电和英特尔回头了。

不过，台积电对于此次欧洲建厂之行并不看好，因为德国没有配套的供应链。 负责台积电化学品供应的李昌荣化学前往德国英飞凌工厂考察，发现，别说供应了，德国人从来没有见过最先进的化学品是什么样子的[2]。

打个简单易懂的比喻：这相当于被邀请到非洲搞移动互联网，然后发现当地人还在用功能手机。

英飞凌德国工厂

可见德国政府在花费巨资换来被拒绝后是多么的憋屈； 但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这笔钱是省不了的：

过去几年，日益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欧洲走上了“半导体独立”之路，撸起袖子准备扩大产能。 然而，欧洲本土半导体企业正陷入“中年危机”，无力承担这一重担。

欧洲人别无选择，只能低头抱台积电和美国人的大腿。

但在进入“中年危机”之前，欧洲半导体产业也经历过一段亢奋时期。

如果按照整体营收排名，21世纪前十年，来自欧洲的半导体企业几乎一直稳居全球前五。 然而，在你死我活的半导体战争中，欧洲人最终被击败，成为东亚和美国的背景。

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的落后，可能是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造成的； 但整个行业集体崩溃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荣耀与倒退

尽管各个机构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但无可争议的是，欧洲半导体的爆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 当时，欧洲巨头正在攻克功能机、燃油车等终端市场，为其提供原材料的半导体行业也在紧随其后。

当时，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是手机和芯片制造领域的全能冠军。

从功能机开始，欧洲半导体产业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迅速扩张，涵盖了许多关键赛道。 当时的盛况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好牌多。

例如，在存储领域，欧洲的英飞凌曾经是霸主。

2004年，英飞凌的市场份额跻身全球前四，与如今垄断市场的三星、SK海力士、美光打了个你死我活。 同期，英飞凌还准备投资建设全球第二座12英寸晶圆厂，以与韩国竞争。

英飞凌当时的内存工厂（红色部分）

英飞凌的另一款业务基带芯片，当时从第一代到3GS都获得了订单，而且非常成功。

不仅如此，即便是如今备受关注的手机处理器，其实也早已在欧洲布局。 2009年，欧洲两大巨头意法半导体和爱立信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其生产的手机处理器一度吸引了包括三星在内的手机厂商。

至于汽车芯片，那是欧洲半导体的专长。 英飞凌、意法半导体、恩智浦三巨头依然是这一赛道的前五名。

然而，刚刚爬到半山腰的欧洲半导体企业似乎吃错了药，做出了毁灭性的决策分歧。

在当今的中国，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喜欢“高科技”的光环； 但当时欧洲人认为，剥离财务业绩不佳的半导体部门，可以让公司专注于高利润业务，更受欢迎。 受到二级市场的青睐。

例如，2005年，飞利浦的半导体业务受到行业周期的打击，一年内利润率从10%下降到2%。 同年底，飞利浦CEO公开表示将分拆或出售，专注于更稳定的医疗系统、照明、家电等领域。

此言论一出，股价立即暴涨，突破年内历史新高。

但令欧洲人惊讶的是，许多被分拆出来的业务很快就一一分崩离析。 从西门子半导体独立出来的英飞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6年，它首先让内存部门独立出来，并更名为奇梦达。

尽管英飞凌在存储器市场取得了诸多成绩，但由于存储器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因此经常在盈亏线上上下跳跃。 因此，在英飞凌眼中，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生意。

于是，2007年，存储市场进入了下行周期。 三星主动出击，启动逆周期策略，疯狂扩产，准备加剧行业严寒。 奇梦达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很快就破产了。

后来因为基带芯片业务屡屡被高通殴打，失去了苹果的订单。 2010年，心急的英飞凌将业务卖给了英特尔，最终落入苹果手中。

英飞凌的故事是欧洲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缩影：

2010年前后，曾经与美国、日本、韩国一起称霸世界的欧洲企业似乎被击倒了。 他们遭受了一系列重大失败，失去了内存、基带芯片、手机芯片等传统技术。 网。

整体收缩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内忧外患

欧洲半导体一路跪着。 直接原因显然就是上面提到的分裂。

在半导体行业，无论是专注研发还是发动战争，都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 美国和东亚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离不开大股东、现金流运作甚至政府的输血。

2007年，三星之所以敢举起逆周期屠刀，将整个内存行业拖入大出血的亏损，就是因为有整个集团和韩国政府的支持。

相比之下，奇梦达在分家后只能孤军奋战。

当奇梦达濒临生死边缘时，向老东家英飞凌和德国政府寻求援助。 没想到关键时刻英飞凌却选择不去拯救他们。 德国政府见状也撤回了援助，成为奇梦达压倒性的力量。 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你的武功有多强，如果不帮忙，你也无法对抗猪队友。

英飞凌之所以这么狠，是因为手头的汽车芯片业务正在蓬勃发展，没必要去奇梦达的浑水。

随着“老大哥”的打样，其他欧洲巨头开始抄袭该作品。

2007年，在三星“红眼”的时候，意法半导体也剥离了内存业务，与英特尔成立了合资公司。 新公司“走进社会”仅仅三年后，就被韩国人打趴下，最终被美光收购。

频繁的分拆让英飞凌和意法半导体获得了当时漂亮的财报和二级市场的欢呼； 但代价是，这些重新定义未来世界的时刻将不再与欧洲人有任何关系。

当然，奇梦达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英飞凌的不认可。

存储是典型的东亚产业，既需要产能，又需要成本。 每年有30个法定假期的欧洲人显然无法与血液中流淌着美式咖啡的韩国人竞争。 然而欧洲不仅失去了存储，还失去了手机芯片等好牌。

这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半导体行业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欧洲人更擅长制造工业产品芯片。

工业产品的特点是机械化：每种功能被封装在特定的零件中，不同的零件通过机械组合最终形成产品。

诺基亚早期的功能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手机中的音频、视频解码、信号处理等功能实际上是由不同的组件支持的。

当时，诺基亚如果想在新手机上预装《愤怒的小鸟》，就只能从硬件方面入手，生产支持游戏的零部件。 因此，工业产品中不存在软件的概念，各个组件的价值也相对分散。

诺基亚首款网络电话 仅支持预装应用程序

然而，消费电子产品的崛起打破了欧洲人熟悉的游戏规则。

消费电子的特点是智能化：产品的大部分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提供兼容的解决方案。 开发者可以根据这个规划开发各种软件。 因此，智能手机无需安装新组件即可玩《愤怒的小鸟》、下载《原神》和飞书。

但代价是，原本分散在各个元器件供应商手中的价值，逐渐集中到了一般芯片开发商手中。

因此，苹果和高通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 擅长工业制造的欧洲人没能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一步步节节败退。 最终他们只保留了“汽车半导体”这最后一张王牌。

例如手机处理器直接消耗了近1/4的成本

考虑到德国汽车制造商巨大而稳定的需求，以及汽车芯片的高技术壁垒，我们实际上仅仅依靠汽车半导体就可以做得很好——直到美国和中国加入战争。

当时，发动记忆战争的韩国人只是从欧洲人口中抢走了一块肥肉； 现在，美国人和中国人打算直接掀桌子。

危机重燃

欧洲人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手机行业发生的“消费电子”现在正在汽车行业发生。

传统汽车制造中，车身功能由“机械部件+支撑芯片+专用软件”来完成，三者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 和当年的功能机一样，燃油车每增加一个新功能，就需要增加一个全新的子系统。

与功能机器类似，传统燃油汽车没有统一调度的操作系统。 所有子系统通常独立工作，互不干扰。

因此，大众想要迭代功能，首先需要向博世等Tier 1提出一套子系统的技术方案。 随后，博世将与英飞凌、恩智浦、意法半导体等Tier 2公司进行第二轮沟通。 然后，第 2 层将确定需要购买哪些新零件，并将需求分配给 N 层。

在这个过程中，底层供应商掌握了核心技术和话语权，以及产品迭代的节奏。

这是欧洲人更熟悉、更擅长的游戏。

然而，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汽车再次改变了游戏规则。 特斯拉采取的解决方案是“中心化”。 具体来说，就是意味着整个车身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接受中央控制器核心的命令。

前几年，新能源车企之所以能够拆解并销售“座椅加热”，就是因为受益于中控的特性，可以直接锁定特定功能。 相比之下，除非按下加热按钮，否则不可能用燃油汽车复制这种商业模式。

这种掌控一切动力的核心，就是特斯拉自研的FSD（自动驾驶）芯片。

和特斯拉的FSD芯片

与当年的手机处理器一样，FSD芯片包含了CPU、GPU以及用于AI加速的专用芯片NPU，提供了通用的解决方案。 FSD芯片的出现，大幅减少了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芯片的需求：

传统燃油汽车通常配备数百个芯片，但特斯拉只需要十几个芯片。

在迭代功能时，特斯拉不需要与Tier N进行各级沟通，只需要升级操作系统即可。 因此，无论涉及多少供应商，汽车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特斯拉手中。

欧洲人擅长工业传统汽车制造，但马斯克却把汽车变成了美国巨头云集的消费电子产品。

生产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价值的迁移：汽车最有价值的部分变成了特斯拉自研的FSD芯片。

以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为例，两颗自研FSD芯片占整个HW3.0价值的61%； 而欧洲巨头英飞凌擅长的MCU芯片仅占61%。 5%。

特斯拉成功后，原本主导消费电子市场的芯片巨头也纷纷加入战场，发起降维攻击。 另一方面，欧洲人再次被拖入陌生的领域。

在FSD芯片领域，、高通以及被Intel收购的（现已再次分拆）是主要玩家； 在智能座舱芯片领域，高通、英伟达、三星、联发科、英特尔都有布局。

虽然恩智浦也有所涉足，但与它在传统汽车芯片市场的地位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过去，欧洲人遇到挫折时，第一反应总是退缩。 毕竟他们还牢牢控制着汽车芯片这片沃土。 如今，欧洲半导体最后一座孤城的外围已经被狼群包围。

结尾

与起步较晚的中国大陆相比，欧洲半导体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刚刚开始高速运转时，这些叱咤风云的科技公司其实才刚刚起步：

当时，三星电子刚刚从日本东芝手中夺取内存市场冠军，但尚未站稳脚跟；

隔壁的宝岛，台积电刚刚起步。 其独特的代工模式对于习惯于自建工厂的半导体行业来说是新颖的；

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名叫黄仁勋的工程师刚刚意识到，电子游戏将对计算机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于是他和两个朋友创立了，并致力于开发第一个GPU。

然而手握好牌的欧洲人却一次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最终成为别人叙述中的脚注。 如今，欧洲只剩下一颗工业皇冠上的明珠——ASML——里面流淌着美国的血液。

2016年，诺基亚被微软收购时，其CEO含泪表示：我们没有做错，但是，我们输了。

然而，在半导体的背景下，仅仅“不做错事”显然是不够的。 如今，几乎所有半导体公司都羡慕英伟达在人工智能上的押注； 然而，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在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多远。

孤注一掷的勇气是半导体世界最有力的武器。

参考

[1] 战争？ 与时俱进

[2] 下一个- 时代

[3]

[4] 芯片大战，余生

[5]辛石，谢志峰，陈大明

[6] 出售芯片部门的举措，《泰晤士报》

[7]从芯片到软件，车载计算平台产业链全面拆解，国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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